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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FlewOvertheCuckoosNest，飞越疯人院。把精神病院写作CuckoosNest很有韵味，杜鹃窝也许仅仅是疯人院的一个趣名（也是女性生殖器的俚语），但是一般将杜鹃和疯癫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杜鹃令人不解又残忍的行为。在自然界里，杜鹃把它们的蛋放在别的鸟窝里，每个窝放一个蛋。由于新生的杜鹃和其他的继兄妹间没有联系，它会把其他的蛋甚至活的小鸟扔出去。这是一个被遗弃者变成暴君的过程，也是本篇题目的由来。

《飞越疯人院》封面

一部荣获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的经典电影（奥斯卡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获此殊荣）。和《肖申克的救赎》、《搏击俱乐部》等经典一样，我只看过电影版的演绎，却没有读过他们的原著小说。

最近很荣幸的收到了《飞越疯人院》的最新样刊。也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拜读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著作。作为“电影文学馆丛书”中的一册，我希望自己能读到更多的著名影片的原著小说。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它根植的独特的时代背景，《飞越疯人院》也不例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里达到了巅峰[1]。华盛顿特区的圣·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为了一座乌托邦似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是有卓越功效的。

但是就像一枚硬币有两面，精神病院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在短短的十年后（s）就暴露出来，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医院，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

额叶切除术

早在古希腊时期，疯人的照料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早在《法典（Laws）》中，柏拉图就告诫道：“一个人若疯了，不能不加管制地在城邦中自由生活，其家人必须尽可能给予照顾。”

之后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展开了猎巫运动。而遥远的东方神秘国度，也出现了巫祝，萨满这些角色，无论是被认定为女巫还是找萨满驱邪，他们都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种误解。在影视剧作层面，无论是《恶魔城》（Castlevania），还是寂静岭初代的电影中，我们都能发现关于审判女巫的情节。精神病症状的出现，亦或者是天生畸形，十有八九会被当成女巫（或者男巫）。疯狂的村民会请来教会的人，通过审讯来判断其是否怀罪，然后这些人会被钉在木杆上烧死。

《恶魔城》（Castlevania）

世界上第一家精神病院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恐怕难以论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19世纪初的特殊监狱就是现代精神病院的雏形。随着西方国家医学能力的提高，从欧洲中世纪就开始的幻想——在疯人脑袋上开一个洞能把魔鬼释放出去——终于有了实操性，大名鼎鼎的额叶切除术出现了[2]。在人类的首次尝试中，年，一位名叫贝克哈德特的医生就尝试了手术摘除患者大脑皮层，用以治疗严重的精神病。结果，六名实验者中两人死亡，其余几人确实变得“更加安静”了。影片《禁闭岛》中我们可怜的主角泰迪（雷迪斯）最后就是做了这个手术，而全篇的阴谋论气息也在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经典演绎下变得世人皆知——

“Toliveasamonsterortodieasagoodman?”

精神病院似乎找到了“万能法宝”，除了精神病患者，一些暴力犯罪者、智力缺陷者，或者仅仅是对政府不满者，都成了手术对象。无数人接受了这种残忍的手术，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讽刺的是，因为这个，莫尼斯医生还获得了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年，《飞越疯人院》一书出版，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欧美各国迅速掀起了反对滥用电击治疗和虐待精神病人的运动，才慢慢改善精神病院的恐怖状况。

这部小说的作者——肯·克西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的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问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或者试着彻底摆脱这一制度。[3]

肯·克西和同时代的杰克·凯鲁亚克一样，都有着叛逆不羁的人生态度。[4]他们感受到了周遭世界的禁闭、控制和孤独，《飞越疯人院》准确地描述了冷战时期的黑暗情绪。G产主义的“幽灵”如此不可捉摸而难以控制，导致了一种怀疑和沉默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有事隐藏和害怕被误解的人们中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麦角酸、三甲氧苯乙胺和其他迷幻药展开了各种实验项目，CIA希望开发控制大众思想的手段，作为冷战中的武器（巧的是，杰克·凯鲁亚克和肯·克西都公开承认“嗑药”帮助了他们进行创作）。《飞越疯人院》中的药物不是为了治疗，而是设计来让人上瘾，从而守规矩并消除自由的意志：

“拉契特小姐会让我们都靠着墙站成一排，在那里我们将面对枪膛装填得满满的枪，她已经在里面装了眠尔通！氯丙嗪！利眠宁！三氟啦嗪！镇压！用镇静剂把我们都消灭了。”

肯·克西想象着在小说的中心有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他从希腊悲剧，特别是《安提戈涅》及其对于个人拒绝服从国家秩序之后果的描述里得到暗示。但是克西发现自己也沉浸于麦尔维尔的喜剧冲突里。令人恐惧的大白鲸化身为联合机构和它的工具大护士。在这样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也许只剩下背叛者和被逐出者会去追讨人性。在《白鲸》里，船长艾哈伯成为了那个受伤的煽动者，带领着他的船队去追逐一个幽灵。在《飞越疯人院》里，麦克墨菲带着他的人进行了一次更为有趣的钓鱼活动。在他们去渔船的路上，哈丁转向麦克墨菲，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观察：

“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心理疾病也能产生力量，想一想：也许一个人越疯狂，他就变得越有力量，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什么事都要求合情合理就会让人头晕脑涨，不是吗？那真是精神食粮一般的警句啊。”麦克墨菲曾拿自己那大白鲸图案的黑短裤开玩笑，说是一个俄勒冈州立女大学生送的，“她说我是一个象征”。

这无疑是象征那个储存精子的庞然大物。但是如同麦尔维尔的大白鲸一样，麦克墨菲也是一个难以捕捉的幽灵。在麦尔维尔和克西那里，美好与邪恶的巨大冲突成了模棱两可的形象的交替，黑与白的结合。

本书的主角——麦克墨菲——一个红头发的危险品，假装疯癫，目的是为了逃避通过劳动来偿还债务。麦克墨菲激发了病房其他病友的信心，同时也赚走了他们的钱，他的非道德性使得他太难以捉摸，从而无法成为某一事业的英雄。他追寻自由，每一次麦克墨菲砸碎护士站的玻璃时，他都加高了赌注并加剧了风险。在这一群人中，最终只有一个人砸碎了通向更广大世界的玻璃。麦克墨菲也许就是自身破坏性激发了创造性的巫师，一道让光明进入、让野性流露的缝隙。

麦克墨菲在剧中最终被切除了额叶

最后，送给大家两句我很喜欢的话：那些朝你竖大拇指的人不一定都是在夸你，也可能是在拿炮瞄你。与其让你沉醉于自由选择的幻想中，还不如冒昧的替你决断…反正所谓的个人意志也只不过是幻觉。

[1]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拘而导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一定能够解开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科布在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少女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2]最初一批被实施手术的患者活了下来，而且基本上“去除”了曾经的癫狂、暴躁等不受控制的行为。紧接着，其他国家的医生纷纷参与进来，不断的尝试这种手术。弗里曼医生更是发展出了快速简单的“冰锥疗法”：把病人电击麻痹，然后通过在每只眼睛的上面刺入破冰锥并搅动来切除前额叶。

[3]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一位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或者服从然后得到释放，或者保持你的骨气但被一直留在病房里。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一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为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为了平庸的大多数，以及支持为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院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正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

[4]有个人跑到了克西的家门口，开一辆变速器漏气的吉普车，说话飞快、滔滔不绝，还把自己的变速器拆得七零八落。这人叫尼尔?卡萨迪，是“垮掉一代”的缪斯，《在路上》中人物狄安?莫里亚蒂的雏形，他在圣昆丁监狱坐了两年牢，刚刚放出来，并未真正在路上很久。他一直都没有向克西解释是什么让他坐牢，但是四年以后，他将驾驶克西的巴士，载着“快乐的恶作剧者”环游美国。野性被禁闭已久，西部等待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