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区域发展，我国新设立了一大批地级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相对滞后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引起各地重视。以年国家全面启动非遗保护工程为节点，各地纷纷加大了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并将文化遗产品牌建设作为提高城市知名度、打造城市品牌的重头戏。作为新设地级市，如何克服困难，加强文化遗产品牌建设，更是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新设地级市文化遗产品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区域发展，我国新设立了一大批地级市。据统计，从年到年，中国的地区数从个减少到66个，地级市数由个增加到个，中国出现“建市”高峰。新地级市成立时，会自然获得划定区域内的土地、矿产、企业、交通等重要的有形资源，可文化遗产的移交却属于“现在进行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且从文化遗产移交总体进程来看，由于新设地级市一般在文化遗产上存在单一性、次生性趋势，相对文化遗产“母体”（老地级市）的全面性、原发性优势，容易形成主动性不强、主体性不够、品位缺味、品牌缺牌的被动局面。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相对滞后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引起各地重视。以年国家全面启动非遗保护工程为节点，各地纷纷加大了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并将文化遗产品牌建设作为提高城市知名度、打造城市品牌的重头戏。作为新设地级市，荆门市如何克服困难，加强文化遗产品牌建设，为打造江汉平原中心城市蓄能造势，更是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一、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的夹心困境荆门是江汉平原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上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出于区域权力平衡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考虑，将荆州地区分为三块：中部保留老荆州主体结构，西部京山、钟祥并入荆门成为一个大地级市；东部天门、潜江和仙桃亦被划离荆州成为省直管市。大荆州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一分为三，在文化遗产上却是“长兄如父”，全面继承了本地区文化遗产，充分发挥主体优势，具有无可比拟的话语优势和学术优势。以最具对比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国家于年开始大规模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荆州、荆门两地属于同时开跑，理论上应和靠考古吃饭的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差距并不大。可十年过去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牌（国家级）数量的比较上，荆州与荆门为8：1，明显不属于一个当量。因而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荆门在完成地区行政、经济整合后，开始着力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时，顿有一种浑身是劲却使不出力的困惑与迷茫。文化遗产虽然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却并非自然继承，可以得来全不费工夫。由于步伐偏慢，荆门在文化遗产品牌建设上不仅被荆州全面“覆盖”，而且被襄阳大幅“挤压”。4月22日，人民日报刊文谈“襄阳”：终于找回来的名字，文中写道“就连从这里生发的成语，如筚路蓝缕、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百步穿杨、三顾茅庐、刮骨疗毒、相敬如宾、望衡对宇等，也印证了国人崇文尚武、奉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荆门一般自信满满地认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百步穿杨”的由来与荆门文化名人宋玉、养由基有关，如今却面临被襄阳洗净吃尽的困境。北襄阳、南荆州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中腹、腰部的荆门如果在文化建设上不迎头赶上，将长期处于夹心困境。二、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的困境成因荆门文化遗产品牌之所以打不出来，或打出来了但不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地处湖北地理中心的荆门在历史文化上却呈空心性。湖北地区历史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的律动总体是“一路向东”，先是以神农文化为代表的随州，继而以楚汉、三国文化为代表的襄阳、荆州，再则以湖湘文化为代表的武汉。荆门正好处于湖北中腹地带，在古代可以凭借地形优势，背山面水，成为凭险而守、伺机四顾的军事、交通要地，但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却缺乏凝聚力，呈空心性。具体表现在文化遗产上，便是“大市而非强市、奖牌多而金牌少”。如在荆门、荆州的高铁之争中，荆州很多网民大打文化遗产牌，提出荆门是“荆州看门人”的虚假概念，时空挪移，偷换时空，便集中表现了荆门在文化遗产上的失语状态。荆门改变空心局面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利建设，改变江汉洪水泛滥隐患。屈家岭农场、大柴湖移民、漳河水库完成了这第一步。第二步是发展铁路。荆门相对防洪区荆州的最大优势就是地基适宜修建铁路。焦柳铁路的兴建使荆门获得了独立发展空间。第三步是沿江高铁过境，随着中西部的高铁大动脉贯通，荆门有望成为与郑州一样的地区交通中心。在三步走过程中，荆门文化建设是短板，要尽快补齐短板，防止短板效应的发生。二是本地文化遗产分布相对市直呈离心性。历史上荆门东宝、钟祥受襄阳文化影响较深，沙洋、掇刀受荆州文化影响较深，京山、屈家岭受随州文化影响较深，它们的文化遗产相对于本地区行政中心呈离心性分布。荆门当前主推的四大文化品牌，农耕文明摇篮位于京山、屈家岭，道家思想源头位于中心城区、沙洋，健康养生福地位于钟祥，通用航空新城位于掇刀、漳河，便显示出荆门文化遗产地域分布的离心性特点。离心性造成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成为世界的后却不一定再是民族的了”。如宋玉生在钟祥，襄阳说他是宜城户口；关公在掇刀磨刀，当阳说荆门的石头不硬；小女婿唱响京山，天门说童养媳是我们那块的；梁山调不远千里从四川梁山县辗转而来，却成为了荆门地方主要戏曲剧种。这就造成了荆门在文化遗产品牌上的投鼠忌器，首尾难顾。如果打汉水文化牌，忌惮襄阳；打农耕牌忌惮随州；打楚汉、三国牌忌惮襄阳、荆州；打关公牌又忌惮宜昌当阳。三是文化遗产主打品牌相对市直呈不对称性。荆门最有名的文化遗产品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钟祥，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曾是楚国陪都。可十分遗憾的是，钟祥不是荆门政治、经济中心，荆门出于整体发展战略，不可能主打钟祥品牌。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荆门面对下级县市区的局部文化遗产品牌优势，反而增添了重塑文化遗产整体品牌的冲动与焦虑。三、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的战略自觉文化品牌主要是文化遗产品牌和文体活动品牌，一古一今。随着以足球为代表的大批资产注入，文体活动品牌逐渐成了大城市的游戏，中小城市大多只能在文化遗产品牌上出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未推动前，荆门文化建设的焦点主要放在大型文体活动上，举办了艺林节、八艺节、省运会等一系列大型文体活动。但大型文体活动要打造成知名品牌，必须办成连续性的届次活动，因而需要雄厚的财政支持，相比文化遗产品牌无疑难的多。荆门人常常举这样一个事例：荆门年承办中国第八届艺术节分会场，主推湖北现代花鼓戏《十二月等郎》，投资巨大，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如文华奖、梅花奖等，可节后演出单位荆门艺术剧院面临体制改革，成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而近邻潜江仅以不到荆门《十二月等郎》投入的二十分之一申报“荆州花鼓戏”，一举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单位潜江花鼓剧团也得以成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这并非仅仅是两个单位处境的简单对比，也是文化遗产品牌和文体活动品牌打造的利弊权衡。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缺牌，已成为阻碍城市知名度上升的一大因素。荆门文化遗产如何整合聚力，推陈出新，集中优势，推出拳头，已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年初制定的《文化荆门战略发展规划》中，荆门提出文化荆门发展的总体目标：建设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区、江汉平原文化创新中心；打造荆门四大文化品牌：农耕文明摇篮、道家思想源头、健康养生福地、通用航空新城；荆门城市精神：精进、开放、拼搏、超越；荆门城市形象宣传语：中国农谷，生态荆门。显示荆门已经认识到文化遗产品牌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四大文化品牌三个品牌都是文化遗产品牌，而且通用航空新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文化品牌。四、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的总体研究文化遗产为已生成的、可继承的资源，当先从研究起步，以决定后续行动。荆门和荆州相比，在区域文化研究上差距明显，视野偏窄，行政意愿偏强，研究明显偏弱。如出于对文化品牌离心性的考虑，荆门推出的文化品牌大都实行了词语转换、升级，把屈家岭文化改为农耕文明摇篮、中国农谷，把老莱子、郭店楚简改为道家思想源头，明显陵改为健康养生福地。这种做法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持，需要行政与学术研究互动，毕竟把已列入教科书的词语过滤掉，受众的视觉从熟悉到陌生，有一定的排斥期、磨合期。一是重视传统学术研究，提高文化遗产品牌的深度。荆门文化遗产品牌有两个最大特点。一是大多发生在轴心期和轴心期以前，需要考古学和人类学考证，如屈家岭文化、马家垸遗址、宋玉、养由基等。二是大多处于思想文化领域，很少政治历史人物，如老莱子、老子、庄子、陆象山、郭店竹简等，需要学术考证。如最为荆门人纠结的老莱子文化，荆门想把他与郭店楚简打包，超链接为“道家思想源头”，便是贪大求全，不无败笔。其一，道家思想源头深远，源头在古渺的母系社会，荆门何以敢探源？老子也不过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已。其二，此老莱子非彼老子也，这在学术界是主流，荆门却非要把老莱子等同为老子。其三，老莱子自身有两面性，虽是早期道家思想家，却以儒家信奉的孝贤闻名于世。一般道家是排斥人为的孝道的，认为“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孝道是一种不正常行为。这是老莱子思想和行为的隔离、矛盾，不可不察。所以湖南株洲凭借老莱子墓地归属地，大打孝贤文化品牌，避而不谈道家思想，反而比荆门搞得有声有色。再如“农耕文明摇篮”，也是语焉不详。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可分为两个区域，北方的粟作区，南方的稻作区。屈家岭文化的意义主要在于打破了粟作区是中华文明单源头的概念，使古代文化研究的视角从黄河转到黄河、长江并重。从古代传说而言，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始祖，荆门不比随州占优势。从考古言，早期人工稻谷栽培的耕种地湖北、湖南、浙江等地都有发现，屈家岭不是一个特立的农耕文化遗址。而且时间序列上，屈家岭并不靠前。仅算新石器时期的长江中游文化：彭头山文化（-BP）-皂市下层文化（-BP）-汤家岗文化（-）-城背溪文化（-BP）-大溪文化（-BP）-屈家岭文化（-BP）-石家河文化（-BP或更早晚），便可以看出屈家岭时间偏后。如说屈家岭是摇篮，那摇篮摇的也太慢了。二是重视历史地理研究，拓展文化遗产的宽度。荆门可谓成也历史地理，败也历史地理。成，历史地理给予荆门足够的品牌信息。如顾颉刚根据“权迁于那处”提出古荆门为“中华第一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提出三国赤壁战场其实位于汉水流域中游今钟祥市某处，古沮漳河实际为今蛮河。这些都是十分具有爆炸量的信息，可惜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史记》、《三国演义》是我国最出名的两部历史著作（《三国演义》被历史化了，是文学对历史的反串），它们记载的楚汉文化、三国文化在中国具有最高的历史知名度，但它们在历史地理上都有许多错误，这为荆门挖掘文化遗产留下了较大的地理空间。败，中国很少把区域文化与具体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因为文化不断在地理位置上变动，但荆门是特例。三晋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你只能说它们地理上有一个主要位置，但不能就此等同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荆门，荆楚之门户，可荆楚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门户也当不断变化，把荆门定位到一个具体地方，便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荆门也为此付出了边缘化的代价，因为荆楚门户，必然会被一知半解的人理解为荆州门户。现在看来，厦门、金门、澳门、江门、三门峡、虎门、海门、门源、铁门关、天门、玉门、石门，这些以门命名的城市，都避实击虚，恰恰荆门的取名太实在，太老实了。荆门打造“健康养生福地”，没有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的支撑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信息隐藏在富含溶洞的大洪山脉之中。要指出的是不要想当然的把钟祥出了皇帝就理解为本地区钟聚祥瑞，因为明代钟祥三位藩王全部短命，恰好是长寿之乡的反例。三是重视红色遗产研究，增强文化遗产的亮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保护年限为年以上，红色遗产不在此列，但我们要未雨绸缪，给后人留下进阶空间。红色遗产不仅仅是革命遗产，建国初期的水利建设、农场建设也惊天动地，值得载入。现在河南林州就提出把市名改为红旗渠市。我们有全国知名的人工水库漳河，为了修建漳河水库荆门人民付出了很大牺牲。可漳河水库烈士陵园却成为了观音岛风景区，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观看，红色褪色，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文化操作。沙洋农场、屈家岭农场、大柴湖建设，已升级为两个省级战略，其中的红色成分也要足够保存、挖掘。屈家岭农场奠基人周季方，曾是老革命，武汉市副市长，因为压制民主被判刑，严格说处分偏重。后来他不顾个人委屈，在李先念同志支持下开发屈家岭农场，克服艰难困苦，为荆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集中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胸怀，值得大书特书。可荆门拍摄的一部反映屈家岭的电影《农谷之恋》，直接把视角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把老一辈的山河之恋变为致富之恋，属于只看到了青山绿水，没看到满山红遍，气量小多了。五、荆门文化遗产品牌的全面推动一是打造区域特色全席。京山打造了一台民俗风情歌舞诗《家在京山》，挖掘了地方文化资源，成为京山地方文化的一张名片，值得荆门借鉴并在全区域推广。二是打造区域特色火锅。如以明显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文化，无疑在同类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说服力，可湖北明代藩王博物馆（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却修建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湖雨霖村。这就如同火锅底料是荆门的，却被别地方拿去下菜了。纪山文化也大有嚼头。纪山虽是一座海拔近百米的小山，却是楚国命脉所系，有纪山才有纪南，据考证纪南还是支那的音转。此外郭静云在其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认为，以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到盘龙城是一脉相承的先楚文明，其地位类似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荆门也可以打造大洪山文化、云梦泽文化、江汉文化、沮漳文化等区域文化。如大洪山脉是横卧于中国中部的一座奇山，南北走向，头枕淮河，脚伸长江，几乎横贯荆门东部，打造大洪山文化可以避开强势的汉水文化重镇襄阳。三是打造区域特色小吃。小有小的好处，如江南古镇就以其玲珑秀丽引人入胜。漳河的爱飞客镇，钟祥的长寿镇、彭墩镇，京山的客店镇，沙洋的张池村、纪山镇、马良镇、正中水镇，东宝的仙居乡、马河镇等，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可供打磨。